2009年7月11日傍晚，在那曲以北30千米处，国测一大队测量队员正在黑昌线上进行水准测量。突然，黑云压来，风雨骤至。在野外采访，遭到风吹雨打，又一路小跑，我的头愈发疼了。这个测量小组的组长是柏华岗，曾承担2005年珠峰复测峰顶测量任务。他给我递过一支烟，说，你想着这里的天有多高，地有多阔，多想想藏族人那嘹亮悠远的歌声，头就不疼了。作为记者，到高原采访一来一回，头疼难忍，很快就成为过去。但是，这些普通的测绘队员一年有七八个月在这里高强度劳动，甚至一生一世献给祖国这片广袤而神秘的土地。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测一大队队员们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不辞劳苦，用青春和生命换来大量高精度的测绘产品，默默地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国测一大队的队史，就是一部平凡人挑战自身极限的英雄史诗。在国测一大队的历史上，曾有46名职工在艰苦的测区牺牲在岗位上。与新中国同呼吸共命运，一代代测绘队员在祖国大地上抗争自然，挑战自我，为了建设富强美好的新中国不惜献出生命。

　　 2009年7月6日，在国家测绘局西安外业基地大楼，国测一大队队员张朝晖接受了记者的采访。1990年5月初，他所在的国测一大队第二中队三组共10名队员进驻南湖戈壁。他们知道，新疆南湖戈壁，这听起来像是个美丽湖泊的名字，实际是干涸的沙漠，人称“死亡戈壁”，就连素有“沙漠之舟”称誉的骆驼，也在这里留下了具具白骨。

　　 说起南湖戈壁，国测一大队的同志们永远不会忘记，1960年5月1日，他们的同事、普通的测绘队员吴昭璞在那里把百分之一的生的希望留给队友，自己甘愿渴死在沙漠。

　　1960年4月底，31岁的技术员吴昭璞带领一个水准测量小组来到新疆南湖戈壁。一望无际的红褐色大戈壁无边无垠，45摄氏度以上的持续高温，使地上的沙石热得烫脚。一天早晨，吴昭璞起得最早，他照例到水桶前为同伴的水囊灌水。当他走到水桶前时，发现盛满清水的水桶漏了。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这里离最近的水源地有200千米。在戈壁沙漠中，从断水的那时起，一只脚就已走上死亡的险途。

　　周围一片死寂，吴昭璞对大家说：“现在已经断水，队伍必须赶紧撤离。你们认好路线往外撤，我留下看守仪器资料，等你们带水返回。”然后，他将装满水的水囊递到一位年轻队员的手中。年轻队员不愿接水囊：“怎么能这样，要走大家一起走！”吴昭璞看着队员们说：“全部走不行，这里的作业还没有完成，这么多的仪器资料也带不出去，你们轻装走出大戈壁，我等你们回来，咱们一起把任务完成。”

　　队员们虽然不愿意，但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快速离开大戈壁，盼望奇迹的发生。三天后，队员们返回，看到茫茫沙漠深处的景象，惊呆了：测量仪器和资料上，盖着吴昭璞的工作服，墨水被吴昭璞喝干了，组员们的牙膏全被他吃完了。这位英雄的嘴里、鼻孔里满是黄沙，双手深深插进沙子里。他倒在灼热的沙堆上，头朝着队友们离去的方向。几天的高温烘烤，身高一米七的吴昭璞，身躯缩到不足一米三，静静地躺在戈壁滩头，而他手表上的指针还在跳动。

　　大家不敢相信这个事实，依然喊着吴昭璞的名字，告诉他水来了。这位年轻的大学生再也没有醒来。队员们痛哭失声。他们将英雄的躯体背到哈密市郊埋葬，自发地给吴昭璞起了个称号——沙漠英雄。

　　弹指一挥间，30年过去了。

　　1990年，国家再次下达测量南湖戈壁的任务，国测一大队队员张朝晖等测量三组的10名同志在那与世隔绝的地方度过了难忘的42个日日夜夜。他们在烈士捐躯的沙漠里，缅怀英雄的业绩，头顶烈日，脚踩黄沙。队员们工作时，无论穿什么鞋，戈壁的热力都能穿透鞋底，热得他们难以忍受。那里异常干燥，带去的木箱不断地开裂，铺床的竹排一根根地折断。刚出锅的馒头，一下就能干透，每咽一口如同往食道里塞锯末。嘴唇牙龈同时出血，咬过的馒头往白纸上一按，就是一枚鲜红的印章。

　　由于生产经费紧张，这个队当时的野外工作车都是老式卡车，这种车经常抛锚，一个月要修六七次。张朝晖小组的作业点在南湖戈壁纵深100多千米处，车一抛锚，他们就肩扛仪器步入沙漠。多少年来，他们都是这样干的，谁都没说“没车不干”这样的话。张朝晖和小组同事一起在这里干了40多天。他们每天顶着热浪走20多千米，由于劳累过度，加上缺水缺菜，张朝晖病倒了，他咬着牙坚持了三天，最后浑身瘫软、无力自理，被同伴硬抬进医院，捡了一条命。

　　国测一大队原大队长翟建全回忆起队友王方行在冰河遇难的事，不禁痛哭失声。1980年，翟建全还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王方行46岁，但因为还是单身，他们在一间宿舍住，两人亲如手足。这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在天山巩乃斯河，王方行和队友完成作业，骑马归来。马蹄敲打着鹅卵石，离河只剩几步路了。突然，马失前蹄，王方行一头栽进冰冷的河水里！雪山溶化形成的河水冰凉刺骨，水流湍急。等大家找到王方行的时候，他已经耳鼻流血，离开人世。夜风中不时传来野狼的嗥叫。队员们在王方行的遗体旁点了一堆篝火，守着他渐渐发凉僵硬的身体，直到天亮。王方行一生坎坷，直到这次出测前，有人给他介绍一个女朋友，准备年底回去结婚。王方行觉得生命刚刚开始，便发生如此惨痛的意外。

　　退休职工尚尔广向记者说起队友牺牲的故事，激动不已。

　　1959年7月的一个黄昏，在新疆阿勒泰尖山作业区，作业组长宋泽盛和队员们完成了山顶的测绘任务，已经疲惫不堪。下山的路是一条羊肠小道，盘曲在山腰间。一位身背仪器的队员走在宋泽盛前边，突然，他脚下一滑，连人带仪器向深涧坠去。宋泽盛见状抢上一步，用双手使劲托住下滑的同志。而就在这一刹那，他自己却因发力过猛，身体失去平衡，滚下几十米深的山崖，头触岩石牺牲了。

　　1963年7月的一天，在甘南腊子口，测绘组长派队员钟亮其下山，到几十千米外的县城取款购粮。第二天，钟亮其走到白龙江桥上，突然窜出五六个歹徒，前堵后截，一拥而上。歹徒把钟亮其绑了起来，对他严刑拷打，逼问测量组驻地。为了保护小组同志，钟亮其宁死不屈，只字未吐。气急败坏的歹徒凶狠地下了毒手。一个星期后，队员们在白龙江边沙滩上找到了钟亮其的尸体，发现他遍体鳞伤，脸上、背上、胸口被戳了一刀又一刀。他的一只眼睛被打瞎，而另一只眼睛仍睁得大大的。钟亮其是烈士的后代，家中的独生子，牺牲时还不到30岁。

　　在国测一大队，党委书记刘键给记者拿来一份《国家测绘局第一大地测量队建队以来因公牺牲的英烈》名单，让人触目惊心。像吴昭璞、宋泽盛、钟亮其、王方行这样默默无闻牺牲的英雄还有姚云、张荫同、杨忠华、岳殿春、刘义兴等。从1954年至1989年，国测一大队职工因不同原因牺牲在山东、广西、四川、青海、云南、甘肃、福建、新疆、陕西等地。这些测绘队员在艰苦的野外测量岗位上，有的病死、渴死、冻死，有的堕下悬崖，有的遭遇雷击，有的从雪山顶上滑下深沟，有的落入汹涌的澜沧江，有的掉入雪窟，还有的被罪犯残杀，因车祸壮烈牺牲……他们大多英年早逝，有的死得很壮烈，有的死得很平淡，但他们都牺牲在自己光荣的工作岗位上！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被追认为烈士，甚至大多数人死后连一块墓碑也没有。

　　这些测绘队员在平凡的岗位上为了国家利益默默奉献出青春和生命，有很多人的事迹已经散佚，唯有青山作证！

　　在国测一大队唐古拉山测量营地，记者了解到，近年深入高原从事西部测图作业的每个作业组都配有海事卫星车载和便携式电话、北斗卫星手持机，每台作业车上都装有海事卫星车载监控设备，保证对所有车辆的行进历程实时监控。国家测绘局努力把西部测图工程建设为创新工程、安全工程和优质工程，并要确保无一例安全事故。

　　进入上世纪90年代，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测绘生产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测绘职工作业装备大为改善，测绘作业安全被国家有关部门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测绘职工在野外殉职的辛酸往事已成为历史。不过，无论科技如何发展，在野外艰苦作业，对于我们的测绘职工来说仍是家常便饭，他们更以此为乐，常以亲历奇伟瑰怪人迹罕至之地而备感自豪。然而，对于这些铁骨铮铮的英雄，有一件事最让他们难以释怀，谈起这件事，七尺男儿也会为之哽咽！

　　国测一大队大队长岳建利说，过去有人把测绘职工比喻成候鸟，形象地说出测绘职工们每年绿叶发的时候出征，树叶黄的时候才回来。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测绘职工要到经济大潮中拼搏，这种春去秋来的规律也被打破了。队员们一般在每年腊月中下旬赶回来，结婚集中在这一时间段，孩子的生日也差不多。为了事业，他们亏欠家庭的太多太多。测绘职工舍“小家”顾“大家”，把青春和生命献给了祖国，在他们背后有职工家属的无私付出，更有道不尽的辛酸！

　　2009年7月，在西安，职工尚小琦的妻子雷莉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她在一所大学担任讲师，谈起干测绘的丈夫，很有一种自豪感。她说，这些测绘队员在外干的都是一些国家大项目，走遍了全国各地。和他们走在一起有种安全感，他们遇到困难时从来不面露难色，总能想办法解决。测绘队员胸怀宽广，实实在在，有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就是这种精神支撑着他们，渡过事业和生活的一个又一个难关。记者了解到，在她笑谈的背后，承担了难以言传的生活艰辛。有一个夜晚，她在下课回家的路上摔了一跤，跌骨折了。开始她没觉得有什么，但走到自己家楼下，疼痛难忍，从1楼到6楼的100余级台阶用了半个多小时。在她养伤的两个多月期间，不到3岁的孩子得了肺炎，在医院输了6天液稍有好转，一周后病情反复发烧到39度。生活的阴霾经久不散，但这一切的一切，她都瞒着远在他乡的丈夫。

　　家庭的支持和理解，是测绘队员常年在外拼搏的一股动力。

　　2007年新年钟声敲响，当人们都在欢度春节时，国测一大队的几十名队员依然奋战在遥远非洲的丛林沼泽中。测量队员李明生的妻子梅丽娟告诉记者，丈夫在阿尔及利亚拼搏，晚上可以在互联网上和他聊一会天，通过在线视频相互能看见，心里很放心。她说，最不放心的是在2005年珠峰测量时，当时李明生在珠峰测量一线奋战，小女儿刚出生不久就生病了。家里很着急，但是无论怎么样，有什么事都瞒着丈夫，怕他担心。她知道，李明生为了完成国家任务，受的苦更多，自己有什么苦不能忍受呢？

　　2008年3月初，测量队员刘晓东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前两天，在外上大学的闺女打电话来家，就问：“爸，你怎么还在家？”这么多年，一过春节就出去，常年不着家，今年3月初还没出远门，女儿反而不习惯了。刘晓东从1981年开始干测绘，一干就是20多年。每年到野外去，爱人就一句话：“你给单位好好工作吧。”

　　职工孙诚说话爽朗，谁也想不到他在过去20多年里所承受的重担。从1983年至今，他的姥姥、奶奶、母亲相继卧病在床，三个大人吃喝拉撒都离不开人。孙诚一年中有大半时间奔波在外，家里全靠年迈的父亲和坚强的妻子支撑。每次回家，他都感到很内疚。

　　孙诚的母亲1977年时患上半身不遂，1996年瘫痪在床。每次从外面回家，孙诚总是忙里忙外。干完家务，他便睡在母亲的身边，整夜伺候。

　　孙诚的妻子在医院工作，平时很忙。家里常常是老父亲一个人忙里忙外。已过花甲之年的老父亲是一个退休的高级工程师，他默默地承受生活的重担。每次孙诚要离家出门，总是安慰孙诚，说：“你安心工作吧，家里有我呢。”

　　干测绘工作，常年在外奔波，难尽孝道，是测绘人最大的隐痛。

　　一天夜晚，国测一大队大队长岳建利正在紧张地准备项目方案。来自老家母亲的长途电话让他吃了一惊：父亲病危！他连夜赶往父亲身边，经抢救后，父亲的病情暂时稳定下来。在病房里陪护父亲的岳建利，想起工作，坐立不安。细心的父亲看出了儿子的心思，告诉他：“我这不是抢救过来了么？单位上的事是几百号人的事，比咱家的事重要。我没事，你赶快回单位吧！”第二天早晨，当岳建利前往南方某市的时候，父亲离开了人世。岳建利从南方回来跪在父亲遗体前的时候，泪水长流。

　　2009年7月12日，记者来到西藏安多，国测一大队几名职工正在这里进行GPS观测。这个小组在作业期要完成30多个点的观测任务，每个点要保证4天4夜的观测，头一天晚上赶到，第二天早上开机，实际需要时间是5天5夜。

　　在安多，年轻大学生王涛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第一次到野外作业，从3月20日出来，在藏北高原摸爬滚打了100多天，皮肤被灼晒得黝黑。记者请他谈谈感受，他说起前不久在高原之夜装水泥的事。因为埋标石需要水泥，大车运来水泥后，市价6块装一吨的水泥，6吨水泥给民工300元钱，没人愿意干。于是，他和几个测绘“民工”从晚上11点半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将6吨水泥、1.2吨钢筋搬上了车。一袋水泥50公斤，总共120袋，1.2吨钢筋……指甲上的肉全扯开了，满脸浑身都是水泥灰，搬一袋都要喘半天，感觉头昏眼花，气短咳嗽、浑身发麻。

　　在那曲、唐古拉、安多，记者遇到不少测量队员都刚20出头，风华正茂。看到他们从事那么苦的工作，付出了那么多，记者每每要问一问他们是怎么想的？柏华岗说得好：“国家把担子压下来，无论如何我们也要完成，不能给国测一大队、给国家测绘局抹黑。”

　　国测一大队组建于1954年，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测绘工作面临重大而紧迫的任务的大背景下。当时，党和政府对测绘工作寄予厚望。建队伊始，国测一大队就重任在肩。

　　国家测绘局首任局长陈外欧曾提出，测绘工作要“走在龙头，位在龙尾”。他把国民经济建设看作一条“龙”，测绘工作是“尖兵”，要走在“龙”头，但是，尖兵毕竟不是主力，它的序列理所当然要排在后面，因此要甘当服务员，要作无名英雄，甘于奉献。国测一大队就是这样的无名英雄。

　　国测一大队是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英雄群体，从建队之初，就把我党我军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好传统、好方法，移植到测绘工作中来，其中最突出的是“干群一致和干部言传身教的模范作用”，而且在实践中形成一套优良的传统。

　　国测一大队的第一代队员由革命军人成建制、带仪器设备及武器枪支集体转业而来。国测一大队退休职工尚尔广回忆，1954年春他来到国测一大队，见习3个月后即被正式任命为观测组组长。那时的他刚刚20岁，朝气勃勃、血气方刚，浑身似有满腔热血在沸腾，思想上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只要一声令下，指向哪里就会打到哪里。

　　国测一大队已故大队长何汉屏曾撰文回忆，建国初期，百业待兴，国防建设、经济建设急需用图。然而西北地区很多为无图区，纵然有部分小比例尺图也是谬误百出。因而建立国家基准大地控制网就显得特别紧迫和重要。国测一大队在上世纪50年代中叶到60年代末，在西北地区就建立了大量的大地控制网，测量路线纵横穿越人迹罕至的准噶尔、塔里木、腾格里、柴达木等戈壁沙漠，跨越巍巍天山、莽莽昆仑、皑皑祁连。队员们把粗壮的原木，沉重的标石，肩挑背扛送上山顶，建立起座座测量标志，并精心施测。任务艰巨，工作困难，有些队员甚至牺牲了生命。但是所有队员都凭着坚定的信念、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迎战这一切。年复一年的努力，终于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也把国测一大队磨练成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

　　何汉屏在文中说：“艰苦奋斗是我们这支队伍的优良传统。我们这支队伍知识分子多，解放军转业的多。刚解放的时候，整个西北地区的测绘几乎是一片空白，是我们填补了空白。作为新中国第一代测绘工作者，我们感到很自豪。建队以后，我们一直保持了解放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国测一大队离退休党支部书记段学清和“雪里金刚”王永吉是一个战壕的队友，他们上世纪50年代曾在新疆的大沙漠里，共同为国家建设奋战拼搏。段学清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这些人学了一点知识，就想着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为国家作贡献。一群有热情、有理想的年轻人干上大地测量工作，被派到最艰苦的高原、沙漠地区，交通、食宿都没有保障。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每天都会遇到。但是为了完成工作，必须克服困难，必须挑战自然、生理的极限。测绘工作要求精益求精，一点也马虎不得，必须拿出最好的状态和斗志，年复一年需要如此。那么多人牺牲了！但为了国家的利益，什么也影响不到他们的斗志。”

　　改革开放以来，国测一大队从新中国初期开始奉行的“干群一致和干部言传身教的模范作用”，作为传家宝渗透到队伍的血液中，成为他们战斗力的源泉。历任领导做到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他们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这种示范作用营造了优良的队风，使宝贵精神薪火相传。

　　1980年冬，5位身背测量仪器的人艰难跋涉在白雪皑皑的天山上。这5个人全是国测一大队的中队以上干部，平均年龄46岁，他们组成临时小组，在天山腹地开展重力测量。1947年就参加革命工作的原大队党委书记焦凤山，虽年过半百，仍和队员们一样。晚上他们把所有的衣被盖在身上，还冻得不能入睡，便把石块烧热，用纸包起来，放在被窝里取暖。他们都是干部，同时又是测绘队员，一样地吃苦流汗，—样地完成任务。经过—个多月的苦战，他们完成的任务相当于两个月的工作量，且质量全部优良。

　　改革开放以来，国测一大队在国民经济建设的前沿冲锋陷阵，英雄本色始终不变。

　　时任国测一大队党委书记的杨承忠一再强调陈外欧所说的话：“我们就要干在龙头，名列龙尾!”当时的大队长何汉屏说得更朴实：“全国亿万职工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很大贡献。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默默无闻的。”

　　杨承忠和何汉屏都是上世纪50年代参加工作的老测绘队员，他们都历经艰难困苦。何汉屏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吃过苦的人，才会知道什么叫乐!”

　　他们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

　　有一年，要到新疆塔什库尔干地区作业，当时决定由党委书记杨承忠带领4个人打前站。不料，这时杨承忠的爱人患支气管扩张咯血，加上仅一岁多的孩子发高烧。怎么办？西安又无任何亲属可以托付照顾，为了工作，杨承忠还是稍做安排就出发了。这一走竟是大半年。家里的一切重担都交给了妻子，能挑不能挑，挑得起挑不起，都别无选择。

　　何汉屏为人正派，在为大队购买汽车时，谢绝了售车单位付给他的一笔可观的回扣；但在购买国库券和公债时，他比谁都积极，因为只要是有利于国家的事，他都会积极去做。

　　杨承忠和何汉屏在工作中坚持高标准，待遇上始终是低标准。按规定，大队在完成任务指标后，领导干部可获奖励3000多元，但他们从来不取分文，全都交到队上用以弥补生产经费的不足。

　　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东方风来，观念一新天地宽。为适应体制改革要求，围绕发展经济、开拓市场，把大队建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大地测量队这一总体目标，国测一大队开始不断加快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在体制上，业务方向上，分配机制上，用工制度上，干部使用上，管理体系上，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

　　国测一大队的主要负责同志赴广州、深圳、上海、江苏、宜昌、韩城、新疆等地广泛捕捉市场信息。时任大队长的刘永诺多次日夜兼程奔赴全国各地开拓市场。

　　1993年，国测一大队党委书记朱振坤分管对外开发工作，为开拓市场任务他连续三个春节都在外地度过。1994年冬天，赴新疆克拉玛依东面的准噶尔盆地腹地一个测区检查指导工作，条件异常艰苦，又遇上数十年未遇的大风雪寒流。朱振坤冒着夜晚气温零下35.5度的严寒和大家一道进行测量。半夜时分，他在送一个小组去新测站的途中，在崎岖颠簸的沙漠上，右脚大脚趾被一个150公斤重的汽油桶砸中，趾骨骨折，疼痛难忍。但是他为了稳定职工情绪，简单包扎一下，硬是坚持工作到最后。20多天后他才走出沙漠，返回西安就医。回西安后，大队急需他去上海联系任务，他二话没说，忍着伤痛又奔赴上海。

　　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国测一大队凭借自身的优良传统，艰苦奋斗，开拓创新，闯出一片新天地。

　　1995年春天，刚刚上任的大队长翟建全专程到天津新港，成功地承揽一大宗新的市场测绘任务。翟建全在天津、上海、深圳这些大城市中寻找任务，为了抢在第一时间向甲方投递材料，中午就在人家办公楼下啃几口干面包，时间一到赶紧上去。他说：“为的就是抓住第一信息，否则，这个任务就抓不住了。”

　　1997年下半年，白贵霞接任国测一大队大队长。上任伊始，他深入野外生产一线，在西藏羊八井、江孜等地，忍着剧烈的头痛一步一喘地爬上海拔5100米的山顶，现场了解职工的工作、生活情况。在市场角逐中，白贵霞北上天津，东去上海，南下广州、深圳等地，有时忍辱负重，知难而进，处处为客户着想。在深圳市精化大地水准面工程项目中，对方被白贵霞的认真精神所折服，将工程中最大的份额让国测一大队来承担。

　　2002年岁末，岳建利被选拔担任国测一大队大队长。这位年轻的博士志在以高科技为龙头，用优良的传统、先进的技术、一流的设备武装队伍，以更好地服务国家基础测绘工作；同时，不断改革创新，在经济大潮中成就一流品牌。

　　党委书记刘键从一开始就和他配合默契。队里几百号人的烦心事全揽过来，这位干了30多年测绘的老同志决意要为年轻人开辟一片良好的创业空间，打定主意要为他解除各种后顾之忧。

　　2004年，国测一大队受命承担2005珠峰高程复测，岳建利和有关同志提前一年开始研究准备。2005年3月至5月期间，岳建利在珠峰测量第一线奋战了两个多月。一般职工都会挤时间到100千米外的西藏定日县洗个澡、给家人打个电话。岳建利始终在珠峰大本营坚守岗位，不敢有丝毫懈怠。有一次，珠峰5800米的西绒交会点遇到困难，岳建利经过一天的艰难跋涉，到达西绒点，和职工一起在大风大雪中奋战。白天，他和队员们用雪水维持体内的水分。煮一碗方便面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大家要分着吃。晚上，他们睡在小帐篷里，身下是凹凸不平的积雪和石块，在极度缺氧、零下30多度的夜里，平躺着怕寒气渗背，侧躺着又伤害腿关节，几个夜晚不能入睡。直到5月24日凌晨1点多，登顶测量队员从峰顶下撤到大本营，岳建利亲眼看到仪器里的测量数据时，眼中溢出激动的泪水。

　　国测一大队离退休党支部书记段学清回忆说，现任党委书记刘键从1975年进队，工作踏实，学习勤奋，成长至今也是水到渠成之功。刘键深知榜样的力量是一种无形的推动力量。他要求自己，坚决做到清正廉洁，事事处处走在群众前面，要求党员、职工做到的，自己首先坚决做到，同时，也以同样的要求约束班子成员。为了及时了解职工工作的情况，他每年数次深入测区，与职工同吃同住同生产，同甘共苦。在共同生产中，及时掌握职工思想脉搏，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现场，做到职工心里。职工的心里话愿意对他讲，他的话，职工听得进。他以自己的模范带头作用，不仅赢得职工信任，也以自己的真诚，影响和带动了职工队伍，从而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具说服力和感召力。

　　国测一大队一名队员说：“当看到我曾经测绘过的地方旧貌换新颜，心里无比欣慰。我热爱测绘工作，也希望更多的人和我同行，为建设祖国献出青春。”

　　2008年1月下旬，我国遭遇数十年未遇的冰冻灾害。在冻雨肆虐的贵州，国测一大队队员们仍在密林沟壑中紧张作业。因为灾情严重，测区无法进入，临近春节之际，国测一大队六中队职工李磊等7人不得不从冰雪覆盖的贵州山区收测归来。他们驱车1500千米左右，与冻雨、风雪“角逐”，原本只需两天的路整整走了6天。春节刚过，他们又远赴云南，奔赴测区。

　　这些年轻的队员在困难面前斗志昂扬。2008年3月，记者在西安采访了远在云南的李磊，他在一个偏僻的山林里作业，赶到县城网吧用电子邮件向记者述说了大雪封路的返程经历，豪迈地说：“没有抗不过的风雪，我们这点苦与老一辈比又能算什么？”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新时期，国测一大队的作业区域从大西北延伸到东南沿海，从人迹罕至的戈壁沙漠延伸到喧闹繁华的大城市。他们所付出的体力和智力与所得并不相称，但是这些干部职工为什么干劲十足，内心充满着热爱祖国、忠诚事业的激情，血液中渗透着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风范？

　　在国测一大队，老职工传帮带，从没有什么动人的语言，身体力行是他们最大的秘诀。

　　技术骨干何志堂1998年从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毕业，2004年曾赴南极实施重力测量。他回忆，刚参加工作时，正值7月，他被派到新疆工作。在测区，白天，帐篷里比蒸笼好不了多少，热得人无处可藏，还要不时地上到小山上想办法给仪器降降温；夜晚，狂风四起，仿佛即刻就要吹翻帐篷似的，在风雨飘摇中不时要固定帐篷，查看仪器是否完好。黎明时，刚迷迷糊糊想睡一会儿，又该给仪器换电池了。这种境况对每日生活习惯固定的大学生来说，与其说是不适应，不如说是痛苦。当整个联测结束后，大家聚在一起，何志堂才知道，他的点位是条件最好的。狂风、暴雨、洪水其他人都遇到了。经历这样艰苦，队友们一个个还是谈笑风生！

　　说起退休返聘职工范保全，年轻人都赞不绝口。范保全是天津港码头监测的质量负责人，出差时，他自己背着行李，与中队队员住在一起。他经常与队员聊天，把人生智慧和工作经验传授给年轻人。他回一大队每月报酬很有限，很多工程队找他做监理，报酬是这里的近10倍，但是他都婉言谢绝了。范保全说：“在一大队干了一辈子，放心不下，还想在这里干，要干就干好。”

　　李俊义，武汉大学测绘学院大地测量专业的大学生，这样对记者说：“到国测一大队工作以来，老同志们作风过硬，热情饱满，对我影响很大。记得第一次到野外作业，早晨起来，月亮还挂在西天，可身边的老同志郭庆生已到山巅架好仪器。队里的老同志干什么事都是身先士卒。这种身体力行的行为是最有感染力的。”他说：“郭庆生的作风正派，每天最早来上班，把办公室打扫干净。他的技术很精，日常出现点问题，修理工作他几乎全包了。这些老同志默默无闻，不张扬，不为名不为利，对年轻职工影响很大。”

　　在国测一大队的大熔炉里，年轻测绘队员们很快成长起来。他们在执行任务时毫不含糊，用青春和汗水谱写出七彩人生。

　　2007年夏天，国测一大队的年轻队员刘致峰等在贵州遵义附近承担杭瑞高速公路思南段测量任务。他们要在深山里埋石。刘致峰搬了一块石头，气喘吁吁地往上爬。一不小心，他被绊了一跤，手腕上的动脉血管被划破，血嗞嗞地往外流。尽管这样，他只是简单包扎一下，接着把石头搬上山，埋好石，做好点位。下山后，他的伤口裂开被缝了7针。刚参加工作的队员张小晶也在这附近选点，他和向导在草木丛生的山上探路，被惊起的马蜂蜇得浑身是疱。张小晶疼痛无比，在一个县城医院，躺在病床上呆了一天。第二天他又主动提出原路返回，背着沉重的仪器，再次赶往那熟悉而倍感心悸的山林。

　　这些常人难以想像的艰苦，在国测一大队队员的眼里实是家常便饭。

　　在内蒙古大草原，年轻队员王家峰独自守着帐篷，从早8点干到晚8点。他一个人看着远处的天与地连在一起，孤寂无聊。中午时，帐篷里奇热无比，帐篷外阳光火辣。下午，狂风开始咆哮，他满嘴都是沙子。他开始吃点方便面充饥，喝了一口水，沙子也跟着一起进去了，难受得吐了出来。他说，这样全天不间断地观测，生活规律全被打破了，但是这样的经历，让他感到很自豪。

　　在杭州，几名年轻队员准备建设一条标准长度检定场。队员张泉喜和杨华几乎跑遍了杭州附近的山头，在灌木和高过人的荆棘中钻行。为了选好一个点，两人不知爬了多少楼，磨了多少嘴皮，说了多少好话，才定下一个点。南方多雨，大伙儿正在施工现场工作，大雨倾盆而下，全都给浇透了。李家祥忍着病痛坚持工作，魏小云身体不适，只躺了半天又出现在工地上。800斤重的水泥管，大伙儿喊着号子抬着走，田埂狭窄，异常难行，稍不留意，就会一脚踏空，巨大的重量便压过来，轻者扭伤脚，重者闪坏腰。把十几个粗大的水泥管运到点位上，碗口粗的杉木杠用断了几根，大伙咬着牙，像蚂蚁搬家一样，硬是把一根根3米多高的水泥管竖立在点位上。经过一个雨季和几个月的沉降，测量队员再赴杭州，完成任务。

　　在甘肃省永登县附近的一个小山坡上，国测一大队年轻队员们搭起了帐篷。阳光炽热，帐篷里没有一丝风。随着温度的上升，人的心情也随之烦躁起来。中午时分，帐篷里奇热无比，汗水也随着逐渐上升的温度流满全身。少时，天气骤变，乌云蔽日，一时凉爽下来。久违的凉风霎时转变为狂风大作，无情地将帐篷吹得扭曲变形，帐篷里的人慌忙边穿衣裤边去顶住扭曲变形的帐篷。狂风来势凶猛，人在低矮的帐篷内无法用力，被凶猛的狂风吹倒在地。队员们干脆仰面朝天，用双脚去抵住帐篷的两条筋骨，使帐篷勉强不被狂风吹倒。紧接着又下起了暴雨。就这样，狂风、暴雨大约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队员们一直保持同样姿势，双腿麻木得难以站立。狂风暴雨过后，一道美丽的七色彩虹挂在明澈的天空中，阳光斜照在GPS接收机的天线盘上，反射出耀眼的金色光芒，在巍峨群山的映衬下，宛如置身于一幅美丽的图画中。